孔融在南山修史，与长安城离得比较远，闲得生蛆，接到天子的诏书才知道长安发生了这么多事，顿时满血复活，精神抖擞，第二天一早就赶回长安，先入宫拜见天子，随即又来到尚书台，与荀彧共商大计。
荀彧将公务交给卫觊，带着孔融、祢衡出了宫。他由未央宫东门出来，马车沿着章台街向北，又转上藳街，从大将军府前门经过，却未停留，径直向前驶去。孔融本以为荀彧是带他去见杨修，见他过门而不入，大惑不解。
“文若，你这是去哪儿？”
荀彧摆摆手，示意孔融别急。“来得这么急，还没吃午饭吧？”
不说还好，荀彧一提午饭的事，孔融的肚子立刻咕咕的叫了两声，转怒为喜。“请我吃饭？这还差不多，南山冷清，饮食寡淡，我都记不得上次痛饮是什么时候了。为什么不去大将军府？如今最有钱的就是大将军，杨德祖就算要与我打笔战，一顿酒总是要管的。”
“酒肯定有，但你未必有心情喝。”荀彧拿出一叠报纸，分给孔融和祢衡。“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，你们先看看杨德祖的文章，了解一下对手。文举兄，今日之杨德祖可不是昔日少年，他在吴王麾下任职六年有余，深受吴王影响，不可小视。”
事关笔战，孔融、祢衡不敢大意，接过报纸看了起来。他们都是读书极快的人，手不停翻，一目数行，片刻功夫就将几篇文章读完，互相看了一眼，不约而同的苦笑。祢衡咂了咂嘴。“杨德祖在江东呆了几年，颇有王仲任（王充）之风啊。”
荀彧笑而不语。他知道孔融、祢衡在南山清闲，不会不读相关的书籍，尤其是《论衡》这样的书。说起来，杨修的文风的确近似《论衡》，一是论理严密，二是目无圣贤。
前者使《论衡》为学者称道，蔡邕逃亡江湖十余年后，回到京师时谈论功力大涨，所向披靡，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秘笈，直到《论衡》印行天下，他们才恍然大悟。后者让士大夫对《论衡》深恶痛绝，蔡邕不敢公布《论衡》，也与此有关。
杨修的几篇文章也是如此。论理以事实为依据，并附有大量的数据计算。很多事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搅缠不清，可是用数据来说话就能一目了然。比如分析大汉这百余年的土地兼并，杨修把人口、土地数量和皇室、宗室、官员、士大夫的比例一一列出，事情就一清二楚了，造成经济崩溃的原因就是皇室、官员、士大夫的庄园占有了大量的耕地，却不用缴税，皇家财政无法支撑。在这其中，阉党固然难辞其咎，可是与大量的士大夫相比，阉党所占的比例非常有限，数量庞大的世家、豪强才是罪魁祸首。
杨修分析这件事的目的不是为阉党翻案，而是为了说明孙策为什么要夺取世家的土地，又为什么要建木学堂、本草堂，鼓励读书人从工、学医，但客观上却打了士大夫——尤其是党人——一记响亮的耳光。偏偏这些数字不是从宫中秘档里摘出来的，就是从地方数据而来——比如党人的大本营豫州，他在孙策身边做主簿时，正是孙策整治豫州世家的时候，大量的数据都经过他的手，件件有据可查，即使是推理也有据可依，让人无从反驳。
对这样的文章，仅仅讲道理是不够的，没有精确的数字，没有严密的计算和推理，你说得再漂亮也无法说服人。至于圣人，他根本不在乎。学而优则仕就是圣人之言，但杨修明确反对，用几个冷冰冰的数据就瓦解了这句话的正确性。
大汉能提供的官员职位有限，又有一大部分被质子、荫任所占，每年从太学生只能选一百人为郎，连三万太学生都安置不了，读书人越多越麻烦。让读书人去从工、学医，不仅能让他们自食其力，还能让他们有益民生，两全其美，比让他们一心做官强。
孔融已至不惑之年，与人论战无数，却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对手。他在南山为生计犯愁了两三年，深感读书解决不了生存问题，要让他反对这样的观点，他自己都有点张不开口，底气不足。他明白了荀彧的用意，杨修已经不是当年洛阳那个高门公子，这是一个既精通圣人典籍，又有政务经验的英才，仓促上阵只能是自取其辱。
“文若，这次论战是谁的主意？”
“是谁的主意并不重要。”荀彧垂下了眼皮，避开了孔融的逼视。“重要的是如何论出点有用的东西来。文举兄，不知你是否注意到吴王对论战的态度，我觉得这里面或有可以借鉴之处。”
孔融收回目光，微微颌首。“商人务实，唯利是图。兵家务实，事关生死。吴王以商人子积军功为诸侯，自然是务实的。不过道以虚实相依，俗人务实，圣人务虚。若非如此，圣人就不是尧舜孔孟，而是陶朱猗顿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