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笑了一阵，重归正题。
对是否接受并州请降，孙策和沮授等人有分歧。分歧的关键在于取并州之后是移兵益州，继续作战，还是停下来，休整几年。所有人都清楚，兵不可久，连续作战如同竭泽而渔，迟早会支撑不住，可是形势如此，人人争先，就像飞驰的战车，想一下子停下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处理不当，甚至会翻车。
孙策希望以并州为阻碍物，延缓大军的步伐，稳一稳，调整一下节奏。
沮授、刘晔不赞成这么做。
沮授认为并州实力有限，太行山险，大军难以展开，练兵的效果有，练将的效果有限，消耗却太大，得不偿失。以冀州为例，为了供应这两路大军，需要动用十几万劳力，严重影响当地生产的恢复。再加上供应幽州，几乎没什么节余可言。如果拿下并州，战事结束，就算是将士就在休整，消耗也会小得多。
至于对并州的补贴，且不说并州人口有限，没有战事的拖累，自给自足不成问题，就算需要调拨一些钱粮，数额也有限。战事结束，并州可以成为对匈奴、鲜卑作战的前进基地，帮助也很大。
沮授也同意将士气盛，有可能会催迫着立刻进攻益州，但他认为这是可以控制的，只要孙策有这个定力，不为所惑，谁能勉强他不成？
刘晔的意见与沮授相似，他也认为尽快平定并州利大于弊。没有了并州这个后顾之忧，孙策可以考虑在洛阳定都，然后一心一意的解决益州和交州问题，兖豫青徐及冀扬则可以安心生产，为大军提供钱粮。就算暂时不发动进攻，也能对益州形成足够的压力。时间长了，总能找到突破点。
军师祭酒和仆射都持反对意见，孙策自然不能简单的否决。以并州为磨刀石，锤炼江东兵，本身就有争议，沮授、刘晔只不过是将这种意见委婉的表达出来而已。他如果坚持，岂不等于承认他被江东系裹胁，已经失去了控制。
孙策只能将这件事搁置，处理的办法就是提出苛刻的条件，让并州人难以接受，借以延缓谈判的进程。如果并州人答应了，他也不亏。如果并州人不答应，那他的目的也达到了。
条件之一就是对并州世家问责，尤其是祁县王家。有袁绍的先例在前，王允的坟可以不掘，但责任必须追究。作为目前并州的掌权者，王盖兄弟也休想逃脱，换一面旗帜，继续做土霸王是不可能的。
孙策原本以为这个条件很苛刻，王柔绝不会答应，至少要请示一下王盖再说。没曾想，确认了王盖等人不会有性命之忧后，王柔一口答应了所有的条件。
孙策很无语，却不好再反悔，只得派人与王柔洽谈具体细节。后来他才了解到，王盖兄弟虽然控制了并州，但他的控制力有限，也不是他们就能说了算，如果支持他们的世家不答应，他们什么也做不了。那些世家他们并不是王家的门生故吏，支持他们只是出于利益，并没有道义上的责任。
这和王允本人的性格和仕途坎坷有关。
按照汉制，官员到了二千石才算高官，子弟可以通过质任的方式进入仕途，不用经过察举的过程。这主要是针对自家子弟，很难惠及其他人，除非与其他的二千石官员进行交换利益。太守、刺史虽然可以辟除掾吏，形成故吏，却因三互法不能在本地为官，辟除的掾吏都是外地人，不会是本地人。只有三公才有权打破这个局面，辟除本地人才为官，培植本地势力，积累人脉。
王允成名很早，但他性格强硬，名气很大，仕途却不顺。中平元年以前，他就没有做过有辟除权的官职。中平元年以后，为豫州刺史，辟除荀爽、孔融为从事，但没干多久就因为得罪张让而下狱，直到中平六年灵帝驾崩，张让失势，他才重新出仕，先后任河南尹、司徒，有了辟除本地人的机会，可是这时候已经是董卓擅权了，王允根本没有多少时间来培植并州人脉，唯一算得上的就是宋翼、王宏。
就本地的影响力而言，祁县王氏并不比太原王氏强多少。只要孙策不对祁县王氏赶尽杀绝，王柔对王盖有个交待，他就可以代表并州世家与孙策谈判，争取他们自己的利益。走到这一步，祁县王氏已经不可能太高的期望值，只要不像司马懿、司马孚兄弟一样被杀，他们就能接受。
王柔这一路走来，仔细了解了魏郡新政推行的情况，见魏郡仅仅收复一年已经基本实现民生安定，世家虽然失去了土地，却也没吃什么大亏，五年之内收支平衡并不是什么难事，他当然不愿意再打。比起冀州，并州的土地本来就不多，收就收了，收获说不定更大。
孙策明白了这些，却已经晚了，只得接受现实。